（資料來源：《烏日文史匯編》第二集，p. 264）
- 烏日庄人
- 生於 1917 年（大正 6 年/民國 6 年），卒於 2006 年（民國 95 年），享年 89 歲
鄭塞言為鄭鴻澤與林月杯的長女，自幼喪父，和母親一同被舅舅接至樹仔腳外公家居住；小她三歲的妹妹，則在父親病逝後先後被烏日林新丁與大里謝市收養，但不幸於 1924 年（大正 13 年）過世。她七歲入學「樹仔腳公學校」（今和平國小），十歲時，祖母鄭廖楓為其父「牽亡」，受亡父所託將母女倆接回烏日，塞言因此轉學插班「烏日公學校」四年級，並於 1930 年（昭和 5 年）小學畢業。
西元 1936 年（昭和 11 年），吳泗輝醫師主持的「台中產婆講習所」正在招生，塞言的四叔鄭鴻源見她姑姑楊鄭月端作「囑託產婆」的收入很好，便鼓勵她去應考。儘管她比較喜歡裁縫，對讀書沒太多興趣，半推半就下仍是進入了「台中產婆講習所」，並於 1937 年（昭和 12 年）取得畢業證書。然而隨後因幾次發高燒住院，來不及報考產婆試驗，便拖延了下來。隔年，昔日同窗秀枝來信相招，表示若申請插班「九州產婆學校」二年級，則不需要產婆試驗即可取得執照。於是在秀枝一再鼓勵下，塞言經祖父鄭以春向母親疏通後，與秀枝一同前往日本九州留學進修。日本學校規模不小，有許多講師，課程和台灣差不多，但講授更詳細精緻些。學生必須每周和指導教授（醫生）一起在實習醫院值班（稱作「產值」），另外還要安排數天一次的出診（待命），相當辛苦。本以為只要修課不用考試，可以輕鬆取得執照，沒想到學校課業吃重，考試十分嚴格，每年都有人留級。原先班上有十個左右的台灣人，到了 1939 年（昭和 14 年）取得卒業證書時只剩下三個人。
畢業回到故鄉後，塞言與夫婿得連結婚並加入烏日庄的「囑託產婆」行列，在祖父的「合興」店掛牌助產。當年烏日庄的「囑託產婆」僅有她與姑姑月端兩人，跟隨著人面熟又經驗充足的姑姑四處出診，塞言漸漸學習自立，終得以獨當一面。那個年代交通不便，產婆出診接生都由產家來接送。塞言提著出診包，有時坐在腳踏車前座或是牛車，行經嵌嵌坷坷的石頭路，全身痠麻；更曾因為夜晚竹筏停駛，由產婦的父親揹著，涉水渡過大肚溪。產婆常常得為了一位產婦在產家待產，折磨上一整天，更別說是陰雨的半夜了。
助產執業期間，塞言看盡了人間冷暖，也感受到早年女性的無地位與生命的脆弱。一回至山頂為一個多產婦助產，由於臍帶脫出，她囑咐應該轉住院。然而「住院」在當時是天大地大的事件，有時可導致傾家蕩產，產家猶豫不決，最後使子宮破裂了。家人用轎子將產婦抬到台中著名的日人婦產科醫院，聽到需要保證金，便原轎抬回，產婦最終不治。另一回是個「前置胎盤」的產婦，她一樣囑咐住院，但家人另請先生娘（醫師夫人）來助產。結果孩子是娩出了，塞言被嘲笑，但產婦最後仍然出血而亡。有時則是遇到半夜難產，焦慮著半夜到哪裡請醫生，她不得不違反「產婆不得有醫療行為」的規則，像是「植入胎盤」只得動手剝離，幸好並沒有出差錯。
隨著烏日衛生所於 1946 年（民國 35 年）成立，塞言也成為其中一員。因為工作需要，她終於下定決心學習騎腳踏車。出診路上驚慌差點跌落田裡的各種車禍事件，成了每個產婆幾乎都有的經驗。西元 1959 年（民國 48 年），塞言四叔的次男鄭添興回到烏日，他受過專業的外科、婦產科訓練，返鄉加入鴻源醫院的開業行列。以往出血的產婦還沒送達台中火車路孔（鐵路涵洞）就已經宣告不治，現在烏日鄉親與產婆終於有了自己的靠山。三十多年的助產生涯一晃而過，塞言終於在 1969 年（民國 58 年）退休，「產婆」一詞也就這麼走入歷史了。
內容改寫自： 廖德華（2002），《烏日文史匯編》（第二集）。台中：臺中縣烏日文史協會。